文艺批评的“中国化”与多流派

在我们当前的文艺批评中，我以为有两点关系到今后的发展路向和发展格局，需要我们取得认识上的自觉。这就是确立文艺批评的“中国化”，培植文艺批评的“多种流派”。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文艺批评无论就其理论还是就其方法都日渐丰富，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都有所译介，有所尝试。这无疑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但是，当前文艺批评的软弱无力，批评方法的杂而无当，使得文艺批评的信誉与功效受到了不良影响。今天，我们有必要提出文艺批评“中国化”的问题。而“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是：以中国的文艺实践为文艺批评的前提和出发点，以解析和引导中国文艺的发展为文艺批评的主流和目的，将文艺发展与批评方法的确立结合在中国文艺实践的同一过程中，在相互作用下来逐步实现。

当然，从宏观理念上来说“中国化”是以“人类观念”、“全球意识”来定位的，不是孤立的、封闭的观念；

“中国化”是“世界—中国”和“中国—世界”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不是割裂地、局部地看待某一部分。

“中国化”是能够和必须与世界融合的，又是能够和必然持有中国精神与独特价值的。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与理论结晶，它以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产生凝聚力与震撼力。它从中国这个个别和具体入手，紧紧扣住解决中国问题这个目标，做到了“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的放矢”，从而实现了“原理”移过来，“方法”自己造。

“中国化”与“现代化”应是同一坐标上的“经”、“纬”线。两者在层面上是同一的，在标位上是互为参照的。

人类在一些基本方面是有共同性的。诗人艾略特说过：“不自觉的共同性约束着所有时代的真正的艺术家。”但是，这个“多极化”的世界必然是存在许多差异的。且不说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民风民俗、不同的现实状况必然造成差异，就是如何感受和体现这种“不自觉的共同性”本身也存在着差异性。诚然，人类在共同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往的一些差异会有趋同的现象，但是在新的发展面前又会产生新的差异。“中国化”就是这种传统差异与新生差异的必然产物。

不论什么理论、何种方法，必有其生成乃至发展的现实土壤和社会环境。对另外的土壤和环境，它只有参考和借鉴的价值，而不能成为指导实践的理论。

在世界的共同性中保持中国的差异性，从中国的文艺实践出发，能够指导中国文艺健康发展，造就中国人能够使用的方法，这就是“中国化”的内核。

多种流派，就是说我们的文艺批评方法应当是多种流派的。所谓“流派”就是各据其“理”、所得其“法”、各有其“效”的文艺批评团体及其发展流变。我们也许应当自觉地促成多种流派的生成与发展。这是因为：一、文艺实践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各有所需的，批评方法也应当多种多样；二、方法与方法之间也要有比较、有竞争。这种比较和竞争是文艺批评方法实现创新、融合与发展的直接动因之一；三、多种流派是“百家争鸣”的实践主体。以往我们主张“百家争鸣”，但是不强调“多种实践”。而计划体制下的单一实践，难以真正实现“百家争鸣”。只有“一家”便无需争鸣。若要“争鸣”当有“百家”；四、社会的发展，文艺的繁荣是必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有竞争才有活力，才有借鉴，才能丰富，才能发达。

发展文艺批评的多种流派，是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实践创新的现实要求。要形成流派，其要素是有实践上的依据，有发展上的指向，有学理上的建树，有方法上的功效。这些会因实践上的差异、倡导者的差异、发展要求上的差异、具体运用上的差异等等而形成不同的流派。比如接触国外学理和方法多一些的人可能主张和运用国外的多一些；传承中国传统的理论与方法的人其主张与运用中国古典的就多一些；学院中的教授就看重学理化；社会文艺组织中的批评家就更多地关注文化市场和人民大众；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发达的东部地区与正在开发的西部地区也会有不同的主张和批评范式。因而，文艺批评的流派就会各自施展其法效。